早起在网上看到一则小报道：鲁西北这片广饶的平原上来了个不速之客——野鸡。40多年没在城郊露过面的野鸡的到来，意味着它的天敌在这片土地上消失了。以前曾经有的，空中的鹰，地面上的獾和黄鼠狼，都已经绝迹了。至于村里的狗狗们，吃得膘肥体胖，连叫都懒得叫，还管它野鸡是个鸟。
不速之客-----野鸡（图片来自网络）
扯远了——野鸡不是鱼
其实，我想说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自然界的表象只是冰山一角，蝴蝶效应潜藏其下。神奇的自然界总是自己保持一种神秘而微妙的平衡，一旦这平衡被破坏，内中的关联开始新的循环，而这种变化或许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阳历六月正值藏历四月，是佛月，藏语称"萨嘎达瓦"，各地笃信藏传佛教的藏族群众在这个月中都要朝佛念经，磕长头，禁止屠宰牲畜以积功德。萨嘎达瓦节（藏历四月十五日），一说是纪念释迦牟尼成道的日子；一说是纪念文成公主到达拉萨的日子。这天西藏各地都要举行大规模的宗教纪念活动，而吉日放生更是一件大善事，因此萨嘎达瓦节亦称放生节。这一天会有大量鱼类在诵经声和鞭炮声里带着藏族人民的美好愿望被放入清澈的河湖里，放生鱼中大部分是成筐成车从内地运上来的鲤鱼、鲫鱼、麦穗鱼、棒花鱼、泥鳅等，不下十种，事实上，这就是我要说的外来鱼类或者入侵鱼类。
萨格达瓦节藏民在拉萨河放生
严格地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外来种（alien species, exotic species）是与本地种（indigenous species）、土著种（native species）相对应的术语，是指从原产地因偶然传入或有意引入到新地区并定殖的生物种，那些出现在其过去或现在的自然分布范围及扩散力以外的物种、亚种或以下的分类单元，包括所有可能存活，继而繁殖的部分以及配子或繁殖体。在自然分布范围之外，在没有直接、间接引入或人类照料之下，这些物种不能存活。广义上也可以泛指非本土原产的各种外域物种。
入侵种（invasive species）是指外来种引入新环境后，形成种群并扩散到最初引入地之外的地区，对当地生态系统、社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物种。换句话说，外来种并不一定都成为入侵种，但入侵种一定是外来种。
鱼类资源多样性是水生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指标，关系到水域生态与环境安全。高原鱼类是长期适应青藏高原环境而形成的特殊类群，然而，近三十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影响的加剧和气候变化，高原鱼类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水体中的外来鱼类持续增加。目前，青藏高原地区几乎所有人口相对密集的城镇周边河流中均有外来鱼类分布，有些河段外来鱼类的物种数接近甚至超过土著鱼类；与此同时，土著鱼类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2004年—2006年的调查发现拉萨河的外来鱼类已经达到8种。2011年，我们再次对雅鲁藏布江中游鱼类进行调查，发现外来鱼类已有13种，渔获物中外来鱼类比例显著增加，由2004年的不足3%增加到2011年的10%以上，增加最为明显的是外来鲫和鲤。土著鱼类资源量却急剧减少，与2004年相比，2011年单船每天平均捕捞量下降近一半。青海省渔业环境监测站2001-2014年持续14年对青海省主要水体中外来鱼类进行系统调查，共采集到外来鱼类30种，已建群外来鱼类16种。其中，黄河水系拥有的外来鱼类最多，共26种；长江上游结古河与长江干流交汇处采集到了4种外来鱼类，是目前记录的长江上游首次采集到外来鱼类的水域。可鲁克湖是青海的重要渔业生产基地之一，调查到外来鱼类12种，是内陆水系外来鱼类最多的水域。截至2013年，全省记录外来鱼类36种，已远超土著鱼类物种数( 50种和亚种)的一半。
青藏高原水域中外来鱼类进入途径主要有三个：
一是引入外来鱼类养殖。1959年民主改革以前，西藏维持着“政教合一”的体制，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人们极少捕捞、食用鱼类。民主改革以后，西藏的渔业开始起步，外来鱼类养殖快速发展。1976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考察时西藏仅有的外来种是由英国人从欧洲引入的亚东鲑；随后，1978年从内地引入红荷包鲤和镜鲤在拉萨人民公园的湖里放养，并自然生长、繁殖；1993年，西藏自治区水产局在拉萨市近郊试点人工养鱼；1994年，从四川引入建鲤、虹鳟。青海省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在柴达木盆地内陆湖泊开展鲤、鲫的养殖；80年代中后期随着黄河上游干支流水电大规模开发，大量具有经济价值的外来鱼类被引入水库养殖，如虹鳟、哲罗鲑、高白鲑、目笋白鲑、大银鱼、亚洲公鱼、鲤、鲫、草鱼、鲢、鳙、团头鲂等。在引进经济鱼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夹带了大量经济价值不高的小型鱼类，如中华鳑鲏、麦穗鱼、棒花鱼、泥鳅、大鳞副泥鳅、小黄？鱼、子陵吻鰕鯱鱼、波氏吻鰕鯱鱼、林氏吻鰕鯱鱼、中华青鳉等。
二是养殖管理不善导致外来鱼类向自然水域逃逸。如黄河干流水库经常发生养殖网箱破损，虹鳟逃逸进入库区并逐步建立自然繁殖种群；龙羊峡水库周边曾有鲤鱼池塘被暴雨冲溃后鲤鱼进入库区；康杨水库的哲罗鲑为孵化过程中逃逸( 康杨水库回水区即李家峡水库电厂有一苗种场孵化过哲罗鲑)；美洲红点鲑在捕获时，其下游积石峡水电站尚未建成，初步分析是从刘家峡水库逃逸后逆水上溯至苏只水电站尾水；黄河干流龙羊峡和李家峡水库进行过亚洲公鱼引种增殖，而其余水库建成蓄水后不久，亚洲公鱼顺流而下并很快在库区建立了种群。
三是水产贸易和宗教放生习俗。佛教“放生”活动流行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尤以信奉藏传佛教为主的青藏地区为盛。放生的鱼类不仅包括当地生活的土著种，也包含了大量从内地运输来的外来物种，特别是近些年随着活鱼运输技术的进步，黄鳝、大鳞副泥鳅、大口鲇、鲤、鲫、草鱼等一些价格能承受、量足又耐运输的种类，成为放生的优先选择。
外来种的进入对当地生态系统形成强烈的冲击，这些新物种成员的定居、繁殖和扩散，最终破坏该地区生态平衡，导致生态灾难。麦穗鱼和鲫的入侵，已在世界范围内对生态系统、社会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鲫在引入澳大利亚西部后迅速繁殖形成优势种群，其携带的病原体，以及其生活习性改变了当地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我们在西藏雅鲁藏布江的调查发现，鲫引入该地区后得以成功繁衍建立种群，成为当地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外来鱼类。麦穗鱼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具入侵性的鱼类之一。在人类活动的推波助澜下自1960年以来的50年间，已经有32个国家遭到其入侵。麦穗鱼入侵到新生态系统后，不仅与当地土著鱼类竞争，更引入一些病原体对当地生态系统造成更严重的损害。
青藏高原河流和湖泊是全球最独特的淡水系统之一，是我国和亚洲重要的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更是我国最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区。同时，青藏高原又是我国生境最为脆弱的地区之一，也是全球气候变化最显著、敏感的地区之一。由于极端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相对简单的生态系统结构，相比于其他生态系统，高原生态系统更容易受到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影响，而且也更难恢复。青藏高原土著鱼类大多生长缓慢、性成熟晚、繁殖力低下，其种群一旦遭到破坏，将极难恢复。青藏高原地区成为外来鱼类的重灾区，除了自身水体生态系统演化历史较短，种间竞争较为宽松，存在未被利用的空余生态位之外，人类活动是最为直接的原因。随着水产养殖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大量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以及引种、放生活动的日趋频繁，今后外来鱼类的物种数量增加、种群规模和分布范围扩大势将不可避免。
外来物种入侵成功后，就难以从生态系统中彻底根除，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有效预测鉴别可能入侵的生物并对将要引进的物种进行风险评估，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我们对27种可能引入雅鲁藏布江的鱼类的入侵风险进行了预估，研究结果表明青鱼和乌苏里拟鲿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建群的概率较小；虹鳟和黄颡鱼虽然有较大的经济价值但野外建群的风险较高；食蚊鱼、子陵吻鰕鯱和波氏吻鰕鯱鱼等都是引种时容易夹杂引入的野杂鱼，经济价值不高但极容易在野外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