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林业史是林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交叉。从林业科学看，是从历史角度以森林、林业和林学发展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对森林资源的消长与演替、中国历代林政、历代林业经济的发展、历代林业的经营管理、历代林业法制、林业文化传统、林业教育、科技的发展，以及我国林业历史人物的研究等；从历史学科看，属于产业史之一；从其学术内涵看，属于交叉学科，具体与之交叉的学科有：中国农学、农业史、中国科技史、中国建筑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法制史、中国教育史、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思想史、中国森林史、中国植物发展史、中国园林史等。但是无论从林学或从史学角度看，其学科建设的发展都是较为缓慢，空白领域甚多。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古代传统林业不是独立的产业，古代林学亦未自成体系，林木培育从属于农业、农学，森林采伐及林产品利用属于手工业。20世纪初虽然林业成为独立行业，林学亦自成体系，但长期以来不为当局所重视，如梁希先生于1934年在《中华农学会报·森林专号》弁言所言：“我国森林机关，绝少专名，大都与农业机关合并。合并固未为非也，而流弊为附庸；附庸犹未为损也，而流弊为骈枝；骈枝仍未为害也，而流弊成孽子。”尽管如此，我国老一代林学家，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仍以筚路蓝缕的精神，锲而不舍地从事林学各分支学科的建设。林业史的研究亦与近代林学同时起步。如民国7年（1918年）戴宗樾发表《中国森林历史概论》（刊于《金陵光》第10卷第1期）；民国8年（1919年）张福延发表《中国森林史略》（刊于《中国农学会报》第77期）（编者注：应为1930年第77期）；民国10年（1921年）高秉坊发表《中国森林之回顾》（刊于《森林》第2卷第2号）；民国23年（1934年）陈嵘著有《中国森林史略及民国林政史料》，此书于1982年经陈植修订再版。据不完全统计，至1949年为止，散见于各类学刊及已出版的有关林业史著述有70余种。他们对此学科开创之功不可没。
1949年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林业史研究更加深入，其重要成果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第一，从不同学科的多种角度探讨有关森林和林业的历史。其研究范畴不断扩大，林业史研究已不局限于林学家们的研究，而是发展为多种学科、不同学界的研究。如古生物学和植物学界进行的地质时期古森林地貌的研究，由于孢粉学的发展和C-14测定在我国的应用，对测定我国地质时期森林地貌提供给了科学依据，使我国古植物学和历史时期森林演替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徐仁著有《地质时期中国各主要地区植物景观》（1982年，科学出版社）；农史学界进行的有关林业古代科技的研究和对农林多种古籍进行了整理、校注和辑释；园林学界从园林艺术角度进行了园林史研究；地理学界和历史学界进行了历史时期森林演替的研究等。这些论著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于1962年《学术月刊》第2期发表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提出自西汉末年黄河改道后，至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84年）黄河再次改道，出现了相对安流阶段，其主要原因是黄河上中游的植被得以恢复，水土得以保持，即所谓“植被安流”之说；1979年在“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学术讨论会上，史学家史念海的《从黄河中游森林的历史演变看今天的林业建设》；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的《我国风沙区的历史地理管窥》；地理学家文焕然的《试论七八千年来的中国森林的分布及其变迁》等论文，以及文焕然等著《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等，都是林业史的重要著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国学研究再度兴起，中国典籍整理的新成果不断涌现，传统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同时考古学界新发现迭出，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新论据，所有这些都为林业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值得提出的是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在林业史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值得指出的是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在林业史方面的许多学术观点与林学家不谋而合。
第二，林业史综合论著的编写。80年代初开始编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和《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林业卷》中均有中国林业史的有关条目和有关内容；1985年李霆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林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林业史综合论著；1987年以来出版的《中国林业年鉴》和辛业江主编的《中国林业概况》等，都属于资料性的林史工具书。近年出版综合林业史籍还有：林业部教宣司编，《中国林业四十年》（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陶炎著《中国森林的历史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沈茂成主编的《中国林业在改革开放中前进》（中国林业出版社，1993）、马忠良、宋朝枢编著的《中国森林的变迁》（中国林业出版社，1997）和国家林业局编纂的《中国林业五十年1949~1999》（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等。
第三，林业史专题研究。林业史专题研究的论著颇多。这些专题包括：地方林业史、林业史断代论述、造林史、树木引种史、森林生态及自然保护史、森林调查规划史、林业法制史、林业经营管理史、水土保持史、林业思想史、林业历史人物研究、古树名训诂、树木栽培史、城市绿化史、森林采伐运输史、木材利用史、林产化工史、木工技术史、林业经济史、林业科技史、林业古籍研究、园林史、世界林业史等，例如：
在地方林业史研究方面有：韩麟凤主编《东北的林业》（中国林业出版社，1982）；王长富著《沙皇俄国掠夺中国东北森林考》（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陶炎著《东北林业发展史》（吉林省社科院，1987）、《辽海沧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王九龄、李荫秀著《北京森林史辑要》（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董智勇、佟新夫主编的《中国森林史资料汇编》（中国林学会林业史学会，1993）；冯祖祥等著《湖北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95）等。
在林业科技史、林业教育史方面有：干铎主编《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农业出版社，1962）；杨绍章、辛业江编著的《中国林业教育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8）。熊大桐、黄枢等主编的《中国林业科技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此外，尚有林业院校出版的校史多种。
在生态及自然保护史方面有：陈登林、马建章编著的《中国自然保护史纲》（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1）；刘国城等著《生物圈与人类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陈敏豪著《生态文化与历史前景》（武汉出版社，1995）；罗桂环著《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中国环境出版社，1995）、《中国历史时期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等。
在中国林业断代研究方面有熊大桐等编著的《中国近代林业史》（中国林业出版社，1989）；张钧成著《中国古代林业史·先秦篇》（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等。
在林业法制史方面有：吴金赞著《中华民国林业法制史》（台湾正中书局，1991）。
在林业思想、林业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著述有王传书等主编的《林业哲学与森林美学研究》（科学出版社，1992）；张钧成著《中国林业传统引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2）等。
在林业经济史方面有：王长富著《中国林业经济史》（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0）等。
在世界林业史研究方面有：关百钧、魏宝麟主编的《世界林业发展概论》（中国林业出版社，1994）等。
在林业历史人物研究方面有：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生物学家传记·第一卷》，其中有早期植物学家钟观光、钱崇澍、秉志、秦仁昌、胡先驌、蔡希陶等人传略；1987年中国林学会编《梁希纪念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88年中国林学会编《陈嵘纪念集》（中国林业出版社）；1990年林业部编纂《中国林业人名词典》（中国林业出版社）；1991年中国科协主持编纂《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林业卷1》（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将韩安、凌道扬等40余名近、现代我国著名林学家纳入传略。
第四，地方林业志的编纂。由于中国地方志的编纂列入国家“七五”计划，各地林业部门对编纂地方林业志比较重视，这是林业史研究的重要方面。省一级的地方林业志已出版者有山西、湖北、湖南、四川、贵州、河南、河北、北京、福建等省；地县一级的林业方志不胜枚举。
遗憾的是，我国林业院校几十年来囿于50年代教学计划，迄未将林业史做为学生的必修课，读今年6月9日《中华读书报》卢嘉锡先生发表的《打破人文与科学的畛域》一文，颇有启发，他指出：“成为某一方面的专才，并不是我们教育的全部目标。马克思特别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化具有受历史制约的暂时性，并且预言：‘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同样，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他提出的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至今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打破人文与科学的畛域，强调文理交融，在把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今天，不但有针对性，而且有迫切性。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是日益求助于多学科融合的战略，例如环境问题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需要从人文社会科学、地理学、大气科学、化学、生物学等多种角度综合研究。大家知道，现代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思路就是摈弃过去那种把专业划分过窄、知识分割过细的做法，强调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素质教育。”因此，我认为将中国林业史列为林业院校，特别是林业高等院校的必修课，起码有下列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中国林业史的研究是林业科学研究和历史科学研究的深化。历史科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科学，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需要放在历史中考察叙述，其中包括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和宇宙、自然的发展变化。森林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而人类对于森林的开发、经营和利用，又是人类社会生活重要内容之一，是人类社会出现分工后的产业之一。长期以来，在史学研究中，林业史和其他产业史一样，往往是被人们所忽视，除传统史学的局限性等历史原因外，主要是林业和林学长期未能自成体系，直至近代林业和林学始成为独立行业与科学，森林史、林业史的研究始引起林学界、史学界和其他学界的重视。无疑，林业史的研究，将有助于历史学和林学研究的深化。
第二，中国林业史的研究是振兴中国林业之必需。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森林和林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日益被人们所认识。楼木为巢可以为现代建筑所取代；茹毛饮血可以为现代烹调所取代，甚至被誉为伟大发明的铅与火的印刷术也可以为微机排版所取代。但森林和林业对于人类来说，是无可取代的，它将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因此，发展森林、振兴中国林业，无疑是振兴中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为此目的，不仅要借鉴国外的林业历史经验，更重要的是借鉴本国的林业历史经验。我国不仅有几千年典籍的连续记载，并且素有“以史为鉴”的传统，我们民族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不断地从历史的发展中获得启示，所谓“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诗·大雅·荡》即有“殷鉴不远，当在夏后之世”之语；这种借鉴包括历史中的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精华与糟粕，即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所说：“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读通鉴论·叙论一》）；恩格斯也说过：“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一卷·英国状况》）。在我国林业历史中，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林政管理经验和值得自豪的、曾经早于西方的先进林业科技，有堪称世界之最的林业古籍，诸如《南方草木状》、《竹谱》、《茶经》等；也有堪称世界之最的林业科技，如生物防治和龙泉码价等。这些都是我国林学的重要遗产。为了振兴中国林业，我们非常需要在这种“历史的启示”中获得教益，研究中国林业历史的发展，发掘中国林业历史遗产，做到继承与创新，汲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在现代林业科学的发展中，创新与超越，使中国之林业与世界先进国家的林业并驾齐驱，并具有中国特色。
第三，中国林业史的研究是弘扬祖国民族文化所需。一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赖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表现为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因此爱国主义是建设强大祖国的原动力。但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它不仅包括对祖国自然、山河、土地、人民的热爱，也包括对自己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了解与热爱。森林与林业是我们民族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其中包括内容丰富的林业历史和五彩缤纷的林业文化，如森林与林业文学、各种树木文化、竹文化、茶文化、漆文化、花卉文化、园林文化和森林旅游文化等；还有聪明睿智、真知灼见的林业思想和众多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林业历史人物，所有这些，构成一幅绚丽多彩的林业文化传统的画卷。因此，研究我国林业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求索这种失落的文明，无疑将有助于激励我们为建设中国林业而献身的热情，有关林业史的知识，不仅是从事林业工作者应具有的文化修养和历史常识，而且是增强民族自信、树立民族自尊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所不可缺少的内容。
当然，在进行林业史学科建设的同时，还必须看到科学领域的宏观发展趋势：一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在科学领域出现了综合化，整体化的趋势，形成了一系列边缘学科，横断学科和交叉学科应运而生，其中也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诸如环境科学、系统工程、生物工程、生态科学等。一些传统的学科日益受到其他学科的渗透，一些原有学科限界变得模糊不清。由于森林是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不少新兴学科都与林学的发展有关。故中国林业史的研究这一交叉学科，为林学界和史学界所注意。
二是由于环境、资源为代价的工业文明的发展，全球环境和发展问题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作为环境与资源重要组成的森林的持续发展，成为这一矛盾的关键问题。而森林持续发展的概念已由单纯的木材永续利用，进一步扩大为森林所有物产的生态平衡，亦即森林生物多样性之间的生态平衡，其中包括几百万种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以及错综复杂的生态系统。故中国林业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并不断拓宽其研究领域。
中国林业史研究是一新兴学科，其研究不过百年，故有待深入。深入的主要标志是林业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我国最大的跨世纪文化建设工程《中华大典》的编纂业已启动，《中华大典·林业典》已批准立项，此典的编纂，将按现代林学学科的分类，囊括古籍中所有林业史料，将使中国林业史的专题研究进一步深入和提高。
编者注：2014年，《中华大典·林业典》已经由凤凰出版社全部出齐，完成了老一辈林史学者的夙愿。
本文原刊于《绿色里程——老教授论林业》，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