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生态系统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在我国过去七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中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生物多样性也呈现长期衰退的趋势。为应对这一生态危机，我国于2021年起实施了长江“十年禁渔”，这是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内陆水域生态保护行动之一。然而，这一大规模保护行动的实际效果及其生态学机制如何，亟待科学解析。
2月12日，《科学》（Science）在线发表了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联合湖南科技大学淡水与海洋生物与生态保护研究所主导的研究论文“Fishing ban halts seven decades of biodiversity decline in the Yangtze River”。该研究基于连续6年（2018-2023年）的系统性长期野外生态数据，从鱼类物种丰富度、生物量、丰度、均匀度及β多样性等多个角度，全面解析了禁渔实施前后长江干流鱼类群落的动态变化，并量化了水质、水文、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岸线开发、航运及渔业捕捞等多重压力因子对鱼类多样性影响的生态学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长江鱼类资源长达七十年的持续衰退趋势在全面禁渔后得到有效遏制，并呈现初期恢复的势头。鱼类生物量、物种多样性、鱼类肥满度等核心指标显著改善（图1）。
图1 全面禁渔前后长江鱼类生物量、丰度和生物多样性指数变化
其中，大型鱼类受益显著，生物量大幅增加；鱼类肥满度状况普遍得到改善；窄体舌鳎（Cynoglossus gracilis）等部分鱼类种群数量增加且栖息活动范围向上游扩展；长江鲟（Acipenser dabryanus）、胭脂鱼（Myxocyprinus asiaticus）和鳤（Ochetobius elongatus）等濒危鱼类种群数量已呈现初期恢复的趋势（图1）。尤为显著的是，长江旗舰物种江豚（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的数量从2017年约445头增至2022年约595头，增长超过三分之一，成为长江干流生态系统健康改善的有力佐证（图2）。然而，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的种群状况仍面临严峻挑战（图2）。
图2 长江鱼类全长（A）、肥满度（B）、鱼类栖息活动范围（C）及濒危物种丰度（D）的年际变化
在全面禁渔期间，长江流域的渔业捕捞压力完全消除，航运、岸带开发利用等压力减少，水质得到了提升。结合广义最小二乘法和分段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进一步确证了全面禁渔是驱动长江鱼类资源初期恢复的主要和直接的因素，其他压力因子的缓解及水质的提升起到了协同贡献作用（图3）。
图3 鱼类总生物量、物种丰富度与环境因素和多重人类活动干扰的定量关系解析
研究结果显示，流域尺度的系统性生态保护措施——以长江十年禁渔为代表——结合多源压力因子的综合治理，可显著促进大型河流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并为全球河流生态修复提供并为全球河流生态修复提供重要科学参考和中国实践经验。
当前的观测数据显示出长江水生态恢复的积极态势，但其长期生态系统多样性、完整性、稳定性及持续性仍需持续监测与科学验证。未来需在进一步巩固禁渔成效的基础上，系统推进栖息地修复、水文连通性恢复、消减其它压力等综合治理措施。长江禁渔是践行“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的积极举措，其初期成效为全球大型河流淡水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带来希望，从而推动生态保护与人类发展的协同共赢。
水生所为该论文的第一完成单位，陈宇顺研究员为通讯作者，水生所博士熊芳园（现任职于珠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和李中阳（现任职于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为该文共同第一作者。论文合作单位包括湖南科技大学、法国图卢兹大学、美国华盛顿大学、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珠江水资源保护科学研究所、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和海南大学等。本研究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等资助。长江十年禁渔的首倡者、水生所研究员曹文宣院士对该研究给予指导和帮助。
